​来源：禾几视角

星链作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技术发展与米国新时期太空安全战略转型的共同产物，其应用和推广将对未来的国际太空安全维护形成巨大的挑战。

第一，星链计划将对其他国家的国防安全构成新威胁。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星链作为一种低轨卫星互联网通信系统，可以提供全球无死角的信息化军事侦察和通信服务，全方位支援陆海空军的作战计划。

随着太空战场越来越成为大国竞争的主战场，凭借核心的卫星互联网技术就能威胁其他国家的战略安全，掌握未来战争的主导权。

2020年1月3日，米国利用无人机定点清除了伊朗少将卡西姆·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同年11月27日，伊朗核计划负责人、首席核科学家穆赫辛·法赫里扎德（Mohsen Fakhrizadeh）在德黑兰附近遭暗莎。

这些行动均离不开通过卫星网络实现的全球高速通信能力和空天协同能力。

未来星链计划若大规模应用到军事领域，将进一步增强米军的卫星通信和无人作战能力。

同时，星链这种低轨道卫星距地面更近，会大大增加卫星所搭载的光学传感器的分辨率，使其能够以更高的精度拍摄照片，4万多颗卫星相当于4万多个永远挂在空中的高清晰度照相机，这对其他国家的国防安全会构成巨大威胁。

不仅如此，星链卫星通信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作战方式的改变。

每一颗卫星都可以将其在战区上空拍摄的高清图片和视频通过星链传输给前线指战员。同时，无人机在战场上空搜集的巨量数据再也不用在本地压缩处理，而是直接将原始数据通过星链传输到远在地球另一端的指挥部，再通过超级计算机从中分析出有用的数据，对战场态势作出更精确的分析，使战区指挥官能够更快更准地进行决策。

星链计划会进一步扩大米国的军事优势，未来可能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国防安全形成新的威胁。

第二，星链计划将对其他国家信息主权和信息监管形成新挑战。

空天资源融合一直是大国角力的“未来战场”。

星链拓展了国家信息和网络安全的内涵，使网络空间的监管问题日趋复杂，并且难度大幅提高。星链具备全球覆盖、低时延、高带宽的通信能力，这样一个庞大的低轨卫星网络，是参与竞争空天信息主导权的强有力工具。

星链一旦在全球完成部署，几乎会掌握全球数据交换的规则制定权。在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掌握了数据控制权就等于控制了信息主导权。与此同时，星链作为米国设计研发的卫星互联网通信计划，旨在为全球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一定会涉及许多跨国性信息和数据监管的问题，由此带来新的监管空白区域。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提出的《无线电规则》，除卫星广播业务外，任何国家不能向其他国家提出外国卫星网络不可覆盖本国领土的要求。

因此，任何覆盖该国的境外卫星均具有在该国境内开展卫星互联网业务的资格，并且其卫星通信链路不受被覆盖国的监管。

因此，星链作为米国的卫星互联网业务，将会给其他国家信息主权和信息监管带来巨大挑战。

第三，星链计划庞大的发射量将加剧频谱和空间轨道资源方面的竞争。

现今的全球卫星轨道可分为高、中、低三个轨道，低轨通信卫星的主要活动区间在距离地表300—1200千米的太空。

星链计划的轨道区间为340—1325千米，如果全部完成部署，将在整个低轨通道布满4万多颗卫星，这将大大影响近地轨道的资源利用效率。

国际电信联盟对于轨道频谱采取的是“先到先得”原则，且相近频率间会产生信号干扰，原则上不同的卫星通信系统不能使用相同频率。

因此，只要空间轨道申报成功，即便星链的卫星还未发射，他人也将无权再使用，后申报项目也不能与之前申报项目产生冲突。

如此一来，低轨区域里几乎将被星链卫星布满，这意味着低轨轨道资源越来越稀缺，类似的项目想要规避星链轨道将变得越来越难，而且要付出更多的额外成本。

由此可见，星链计划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大批量的卫星快速发射部署来迅速占领低空轨道，遏制其他国家的太空事业发展，以技术优势剥夺其他国家和平利用太空的发展权。

第四，星链计划庞大的卫星数量将给太空的和平利用带来巨大挑战。

星链计划发射4.2万颗卫星，这就意味着在本就拥挤不堪的太空中又多了4.2万个运行单位，将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的太空垃圾。

而且星链的卫星寿命设计为5—7年，在完成使命后，如何避免失效的卫星出现控制不住的“失联”、保证安全可靠的回收也是将来SpaceX需要面临的一大难题。星

链计划存在着占用太空空间、影响国际航空航天安全，甚至威胁人类地面生存安全的风险。

对此，哈佛–史密松天体物理中心的科学家乔纳森·麦克道尔（Jonathan McDowell），在对照分析了SpaceX和米国政府提供的数据后，发现已经发射上天的800多颗星链卫星中，有大约3%已经失效。

如果目前的故障率不下降，那么星链未来将最多能产生1200多颗“死”卫星，太空碎片数量庞大，会增加相互碰撞的概率，并导致产生更多的碎片，直接威胁到航天器的安全，影响人类探索与利用太空的活动。

更令人担忧的是，大量报废卫星可能造成太空的凯斯勒现象。

所谓凯斯勒现象（Kessler Syndrome），是由美国科学家唐纳德·凯斯勒（Donald J. Kessler）于1978年提出的一种理论假设。

该假设认为，当在近地轨道运转的物体的密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将让这些物体在碰撞后产生的碎片形成更多的新撞击，形成级联效应，意味着近地轨道将被危险的太空垃圾所覆盖。

由于失去能够安全运行的轨道，在之后的数百年内太空探索和人造卫星的运用将变得无法实施。

因此，星链计划一旦完成部署，将会让整个低轨道区域布满太空垃圾，从而威胁其他卫星的生存，甚至影响人类向太空发射更高轨道卫星的计划，其最严重的后果是直接影响到未来世界各国探索太空的能力，把人类彻底“锁死”在地球上几百年。

第五，星链计划会对世界天文探索和天文观测造成极大的影响。

由于星链大部分卫星部署在距地340千米的近地轨道上，而距离地球最近的卫星——月球也在遥远的363300—405493千米外，因此，密布的星链低轨卫星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天文学者和爱好者观测太空的障碍。

早在2019年5月，星链计划的第一批60颗卫星发射时，就引发了一场全球关于商业伦理的讨论，众多天文学家和天文观测者批评。

SpaceX的星链计划单方面改变了天空的模样，且未来可能带来光污染、太空垃圾等影响。

联合国卫星登记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仍在轨的人造卫星有2000颗左右，如果星链计划的4.2万颗发射成功，将会整整增加20倍左右。

如此繁多的卫星将极大地影响天文学界进行探索和研究，由此带来的自然灾害防御、气象观测等次生隐患也会逐渐增多。

从中国角度讲，星链计划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是严重的，全方位的，细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星链计划使中国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2020年4月，卫星互联网首次被纳入中国“新基建”范围，正式成为国家未来重点投资和发展对象。与此同时，中国自主研发的“虹云”“鸿雁”星座也在积极布局，旨在建设属于中国的“天网星座”。

然而，相较于业已成熟、即将提供全球性卫星宽带通信服务的米国星链而言，中国的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尚显滞后。

2019年9月，米国摩根士丹利公司在研究报告中称星链公司市场价值估算为1200亿美元，该公司2020年6月又发布研究报告称，到2040年全球太空产业总产值将超过10000亿美元。

中国国内研究机构也估算，到2030年，仅全球卫星互联网市场规模可超450亿美元。

摩根士丹利公司也对星链的营收作了粗略测算，认为到2030年，星链的市场占有率将达到33.3%，营收将达到151.42亿美元，星链会在未来的卫星互联网市场中占据相当大的份额。

此外，星链将依托其先发优势，与车联网、物联网、云数据、智慧城市建设等领域深度结合，并全面带动卫星制造、发射、应用配套和服务等上下游产业链等同步发展，撬动全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庞大的星链产业链和技术生态圈。

届时，如果中国等传统航天大国不能在卫星制造规模、发射回收成本、配套产业链完善，特别是用户规模扩张等方面进行全面突破，那么由于互联网技术本身特有的技术生态因素制约，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全球卫星互联网产业体系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这种场景在智能手机苹果IOS和谷歌公司安卓两大生态系统压制其他技术生态系统中得到了充分验证，同时也被相关研究者所关注。

第二，星链计划将冲击中国的5G技术安全与产业价值链。

近年来，随着5G的逐渐推广与普及，关于星链与5G之间的技术对比越来越多，“‘星链’代替5G论”“‘星链’补充5G论”等观点也层出不穷。

究竟如何客观看待星链计划与5G间的关系，需要从更多层面进行比较分析。

从应用场景看，5G主要面向高带宽、低时延应用场景和自动驾驶、工业互联网等更高精度要求的产业，使其更加智能化。

而星链计划自一开始就将应用场景面向地面互联网通信尚未覆盖的区域，如地广人稀的地区、航空器、远洋船只、科考探险等场景，这些用户约占全球总人口的3%左右。

从覆盖范围看，5G与传统的地面互联网通信技术一样，需要通过建设地面基站来进行信息传输，但由于地形和人口分布等因素，全球许多地区无法或者不适合建设5G基站。

同时，虽然5G强调信息交互、万物可联，但连接对象仅集中在陆地10千米高度的有限空间范围内。因此5G的覆盖面十分有限。星链计划作为一种低轨卫星互联网通信技术，通过在近地轨道发射数万颗卫星“组网”，可以实现对全球无死角、全天候的覆盖。

与地面互联网通信相比，星链可面向全球全域提供信息通信服务，具备全球、全域互联网接入能力。

从带宽方面看，5G的理论带宽达到了1Gbps—2Gbps，但在实际应用中会随着基站用户的增多而逐渐减速。目前5G的实际带宽为200Mbps—500Mbps，未来随着宽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有望达到1Gbps。

星链计划的理论带宽为1Gbps，从2020年7月开始内部测试以来，星链的最高带宽达到了203.74Mbps，最大上传速率为42.58Mbps。

考虑到这仅仅是发射了1000多颗卫星后达到的带宽，那么相信在星链计划实现全球覆盖后，其带宽将会大大提高。

从时延方面看，5G的测试时延可以达到1毫秒，比4G技术优化了十倍左右。

在5G的三个主要应用场景中，海量物联网连接可以帮助运营商向物联网的垂直行业进行渗透，低时延和高可靠的网络特性可以帮助5G运营商实现产业互联网的业务扩张。

而星链的时延则与4G水平相近，从2020年7月开始内部测试以来，其最低时延为18毫秒，平均时延为25—35毫秒。

综合看，5G技术在应用场景和时延上拥有明显的优势，其市场广阔，面向的未来应用场景丰富，适合布局在蜂窝网络覆盖完善、人口密度大的地区。

而相比之下，星链的优势主要是覆盖范围广，具备实现全球无死角的互联网通信能力，适合布局于网络欠发达地区、山区、海岛和应急通信等场景。

更重要的是，星链本身的安全性所带来的军事价值是目前地面传输网络系统所无法比拟的。

如果星链能够解决“后香农解码”难题，其发展前景则更不可估量。

星链与5G本身具有相互提升和融合发展的潜力。如果星链与地面5G网络集成、互补与融合，不仅可实现5G的全球覆盖，还可以通过5G网络混合应用提升星链的传输速率和用户体验，从而形成天地一体化的高速全覆盖信息网。

目前，国际电信联盟、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GPP）、欧盟委员会支持的SaT5G联盟和C波段联盟（CBA）等国际标准化组织，都开始研究卫星互联网与5G的网络融合问题，如融合场景、核心技术、网络切换等。

然而，5G与星链的技术融合仅在理论上可行，而从现实的技术和市场体系竞争层面看，一旦星链传输达到或接近5G的延时，其巨大优势就会凸显。

若星链可以弥补时延差距，就可以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无人船等提供低时延卫星网络基础连接服务，那么在5G覆盖不到的山路、高速路、国道、乡路等没有普通信号的地方，也可以实现通信链接。

同时，它还可以增强汽车导航能力，为机载、车载定位终端提供更加精准可靠的位置服务。

因此，除了可预见的技术融合外，5G与星链的两种技术体系和市场空间的竞争因素不可忽视。

当前，米国持续压制中国的华为公司，打压中国在5G领域的科技优势和抑制中国5G的海外市场推广。其明显意图是，将发展“太空互联网”作为米国弯道超车率先进入6G时代的战略选项之一。

一旦米国将星链计划上升到国家竞争战略地位（很有可能已经处于这个地位），那么从更高的国家战略竞争层面上看，随着星链计划服务逐步向全球推行（近期星链的落地国家越来越多），极有可能一步步地减弱甚至完全剔除以华为公司为代表的中国5G海外市场，并在未来形成“中国使用5G、其他国家使用星链”的两个平行独立市场和相互竞争的产业价值链。

届时中国技术的全球影响力可能进一步被削减。这种“技术生态型”遏制性战略的最坏结果，就是星链在技术上突破了时延的同时，扩大了全球市场份额和应用领域空间，而中国的5G网络和技术由于全球市场空间被压制而可能成为“技术孤岛”。

这对中国，包括全球的5G产业价值链会产生重大的冲击性影响。

第三，星链计划将对中国的网络、数据、军事安全产生新威胁。

星链一旦具备全球范围的通信能力，将成为一个争夺信息主导权的强有力工具。

这样一个覆盖全球的通信星座，将会掌握航空、航海、金融等多个领域的信息，近乎囊括全球数据交换的规则制定权。

如果星链通过地面移动智能汽车和个人手持智能终端进行后台大数据利用与分析，那么其对于网络和数据安全的威胁则更会以“智能方式”增强。

2021年3月，马斯克宣布即将推出名为“Teslaπ”的概念手机，该手机具有与星链连接、脑机连接的功能，还有Marscoin采矿系统，带有太阳能面板充电装置和超声波指纹传感器，以及高速摄影、绑定控制特斯拉汽车等先进技术功能。

从技术角度可以预见，一旦“Teslaπ”智能手机与低轨的星链、地面的特斯拉智能汽车形成多介质互联，并辅助以后台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在技术上完成天地一体化的高速信息与数据传输，那么在整个网络和数据领域，所有国家的网络与大数据的安全隐患都将呈几何级数增加。

一旦应用于军事领域，星链可以极大地拓展其战场实时感知、信息交互和指挥控制能力，并将地面信息化作战模式彻底转变为“空天集成”作战模式。

星链最低层的卫星分布在距地面340千米的轨道上，其高速传输、低时延的特点可以推动米国全军种、全方位、全地域的快速连接。

星链卫星与米国本土地面传输站相结合，可以构成天地一体监测体系，将大大增强美军全球和区域战场动态感知能力，特别是各种武器系统的集成协同作战能力。

同时由于低轨卫星不受国界限制，侦察范围广，能提供诸如敌军部署、战场地形、武器装备等情报信息。实时传输的侦察信息与通信卫星结合后，将把发现目标、指挥决策、打击目标等作战环节连接成实时化的作战链。

此外，星链计划的商业化定位与商业化运营，使中国难以合法地对其军事应用进行有效防御和反击。

从更广泛的国际和国家安全角度看，星链计划在某种程度上是米国太空安全战略转型的产物和载体，对于米国抢占太空资源与轨道频率，提高美军的通信技术与能力，完善米国“空天地一体”作战能力，包括对米国“无尽边疆”的太空战略部署均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

同时，星链的大规模部署不仅对太空安全构成新挑战，其对天文观测活动和灾害防御产生影响也可能是国际性的。

星链商业化规模运营对他国信息、数据安全与军事安全造成的新威胁是现实的和不可回避的，特别是其新技术融合带来的多样性智能终端与“天空地”信息互联和全域数据交换，将给他国的国家安全与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复合型、交叉型”新安全问题和挑战。

当在技术上展望星链本身拓展的“技术星辰大海未来”时，更要重视和警惕其背后所蕴含的国家安全博弈等更深层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