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译《呼啸山庄》

杨苡译《天真与经验之歌》

《杨苡口述自传：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资料图】

《杨宪益杨苡兄妹译诗》

《李文俊文学翻译研究》

李文俊译《变形记》

李文俊译《喧哗与骚动》

李文俊等译《九故事》

□桑克

同一天走了两位老翻译家，白天走的是李文俊先生，晚上走的是杨苡先生。有的人不看翻译书，有的人看翻译书又不记翻译者的姓名，他们不知道这两位先生是谁。我想说情有可原，可是这四个字就跟烫嘴山芋一样死活说不出口，大概是我自己有时也译点儿东西的缘故。那我就提提这两位先生的主要译著吧，李文俊先生译过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杨苡先生译过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有的人也许知道一点儿。

说点儿实在的，我们这一代人受惠于翻译太多太多了。我曾在一篇文章《翻译家的生与死》里提到过这一事实。如果有人看过那篇文章，大概还记得它也是写那年走的一些老翻译家的，其中重点谈了杨宪益先生，就是他和他太太戴乃迭把《红楼梦》翻译成英文，让全世界的不少读者都读到了大观园里的生生死死。杨苡先生就是杨宪益先生的妹妹。

杨家出了不少人才，说起来恐怕需要三天三夜的时间，单说杨苡先生的姐姐杨敏如先生。她是我们系的老教授，早年师从顾随先生，对唐词宋词都有极深的研究。我没有上过她的课，也没有见过她，但是名字是知道的。她去世的时候是一百零二岁，绝对高寿。杨苡先生去世的时候是一百零三岁，这样的高寿多少冲淡了去世的悲伤。不少读者此时此刻都会想起杨苡先生翻译的《呼啸山庄》，现在重读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滋味萦绕心头。就在过年之前，杨苡先生出版了一本新书，《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由她口述，由余斌先生撰写，里面写到了许多有意思的人，许多有意思的事。我下了单，但是书还没有到手，等到手的时候再说吧。不过，我还是想抄录一段杨苡先生关于翻译的话，算作我对她的感念之情。她说：“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文字游戏，它使你夜不能眠。但最后你尝到它的甜味。”

我尝到李文俊先生的翻译甜味儿比较早。不少人都知道他翻译小说，但是知道他翻译诗而且翻译得那么好的人并不多。我早年看过（后来还买到了）一本译丛《春天最初的微笑》，里面就有李文俊先生翻译的一首爱伦·坡的诗。知道爱伦·坡写小说的人多，但是知道他也写诗的人却比较少。这首诗的名字叫《孤独》，我特别喜欢，一直把它秘密地藏在心底。诗的开头是这么写的，“童年时起，我便异于/别的孩子——他们的视域/与我不同——我难以随同/众人为些许小事激动——/我的忧伤也和他们/并非一类”，众人为些许小事激动，我为这首诗激动。十八年前，三联书店版《现代诗100首》蓝卷之中的第一首诗，就是李文俊先生翻译的这首《孤独》。让我欣慰的是，这首诗的推荐人和赏析人是我。当时诗人、数学家蔡天新邀请了十位诗人译者参与这项工作，每个人负责推荐赏析十首诗。我知道那些诗都不是随便挑选的诗，而是这些诗人译者多年读书积攒下来的压箱底儿的宝贝。

至于李文俊先生翻译的威廉·福克纳的小说，的的确确影响了太多太多的当代中国作家。我有一个作家朋友，有一段时间一张嘴就谈福克纳。不过，说起来让人羞愧，我当年读《喧哗与骚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读了多少次都卡在了班吉处而读不下去，因为我当时很难理解这种以痴语写痴人的语言表现方式。终于有一天，我翻越了班吉这座崇山峻岭，以后的美景就不必说了，那真叫一个舒服。这时再想象一下李文俊先生翻译《喧哗与骚动》的过程，那又该是怎样的艰难呢，比我们读中文版肯定是要难上千倍万倍啊。李文俊先生自己在《〈喧哗与骚动〉译余断想》里坦言：“这是我迄今所从事的工作中最最艰难的一件……这期间，大概总有两年，《喧哗与骚动》日日夜夜纠缠着我，像一个梦——有时是美梦，有时却又是恶梦。”所以首译者全都当得起筚路蓝缕或者披荆斩棘这四个字。而李文俊先生翻译的塞林格短篇小说集《九故事》，我读过肯定不止九遍了。

我知道，纪念已故翻译家的最好方式就是读他们的译作，或者继续翻字典译东西。我也知道，译事极其辛苦，而且烦恼甚多。我多少次都想放弃了，但一想到杨苡先生说到的甜味儿，就忍不住咂咂嘴巴，重新坐在书桌之前。有一句感慨话我一直想说，这也可能是老一代翻译家最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学习的地方，那就是他们的中文水平真的是高啊。